根據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我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70%。我國農業的基本資源稟賦和人地關系格局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改變，從而決定了我國農業的主流將長期是小規模農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立足“大國小農”這一基本國情農情，著力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把鄉村建設好，讓億萬農民有更多獲得感。

一、小規模農業是鄉村振興必須長期面對的事實

長期以來，我國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從人均耕地面積看，世界平均水平約為0.2公頃，我國僅為0.09公頃(所謂“人均一畝三分地”)，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美國、巴西和法國分別為1.93公頃、1.22公頃、0.85公頃、0.47公頃、0.39公頃和0.28公頃。由于城市化滯后，我國仍有2.3億戶農戶，戶均經營規模7.8畝，經營耕地10畝以下的農戶高達2.1億戶(所謂“戶均不過十畝田”)。

實際上，人多地少矛盾同樣突出的日本、韓國，以超小規模農戶為主的農業，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同步實現了農業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日本、韓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經驗表明，無論城市化、工業化進程有多快，無論農業科技多發達，無論以何種力度推動規模經營，戶均耕地規模都不可能在短期內顯著提高。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漫長歷史中，日本和韓國農戶戶均耕地規模增長均不到一倍(分別從1955年的1.0和0.9公頃緩慢增長到2004年的1.6和1.5公頃)。參照上述經驗，我國農戶戶均耕地規模很難在短期內迅速擴大。

近年來，在政策推動和市場驅動下，各地土地流轉速度顯著加快，但戶均耕地規模過小的事實并未改變。我國農戶戶均耕地規模，大致相當于歐盟的四十分之一和美國的四百分之一。在我國西南的一些丘陵山區，不僅戶均耕地規模很小，而且地塊非常零散，如四川省每戶地塊在十塊以上，平均每塊地不到0.5畝。即便農戶的戶均耕地規模成倍甚至數倍增長，與歐美相比，以戶均耕地衡量的農戶規模仍然非常小。

因此，農戶戶均耕地規模小，并非我國農業的“問題”，而是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難有改變、繞不過去從而必須直面的“現狀”與“特征化事實”，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出發點。從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農業資源稟賦看，不可能像歐美那樣普遍搞大規模農業，唯有通過進一步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規模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

二、農民“生活富裕”應成為鄉村振興的中心任務

鄉村建設涵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維度，鄉村振興涉及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多個方面，理應堅持“全面振興”。同時，鄉村振興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和循序漸進，需要“久久為功”“扎實推進”，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突出重點，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國城鄉差距仍然較大，促進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任務十分艱巨。在很多農村地區，尤其是廣大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應首先解決的是農民增收難題。

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在很多農村地區，應將促進農民增收和生活富裕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中心任務。作為鄉村振興的民生目標，“生活富裕”包括消除農村貧困，持續增加農村居民收入，不斷縮小城鄉居民在收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差距，穩步提升農村居民生活質量，實現農村居民全面小康基礎上的“生活富裕”。發展現代農業，加快鄉村建設，最終都是為廣大農民謀取更多物質利益，讓廣大農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從上述意義看，“生活富裕”甚至可視為鄉村振興戰略的終極目標。

在鄉村振興“二十字方針”中，“生活富裕”雖然排在最后，但在很多農村地區的基層工作中，應該放在首位。中央也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以生活富裕為根本”。如果農民收入未能持續增長，其他方面不太可能被農民真正重視。然而，在不少地區，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無論是認識高度、重視程度、投入力度上，還是在著力點選擇方面，都未能將農民收入增收作為工作重心。在農民收入增長乏力背景下，不少地區“避實就虛”，試圖通過全覆蓋的方式，加快推進那些更容易“看得見”的工作，突擊將項目、資源、資金集中投向少數村或鄉，熱衷于“壘大戶”“造盆景”“花架子”“搞展示”。但是，相當多的項目、工程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聯度很低，最終淪為勞民傷財的擺設，群眾口碑不好，實際效果不佳，難以復制推廣，造成極大的人力財力物力浪費。

小平同志指出，“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始終尊重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切實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增長，盡可能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同“生活富裕”之間的有機結合。

三、在城鄉融合發展框架下加快推進鄉村振興

在小農戶數量超過2億的人口大國，面對“人均一畝三分地”和“戶均不過十畝田”，要持續提高農民收入，實現“生活富裕”，不能不跳出農業和農村，繼續加快推動新型城鎮化與城鄉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總目標，與加快新型城鎮化、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是并行不悖和相互促進的。發達國家的共性經驗表明，現代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城市化，即人口與非農產業在空間集聚的持續過程。上述過程，也是鄉村人口持續減少、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城鄉高水平良性互動過程。唯有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在更高水平的城市化背景下，才能更順利地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

中央明確指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制度保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統籌城鄉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根本消除。為高質量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加強與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協調，盡快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城鄉融合發展框架下，立足大國小農基本國情農情，大國大城、大國小城、大國大鎮(村)、大國小鎮(村)，是可以并行不悖與良性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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